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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的法律規制——以“螞蟻森林”為例
發布時間:2018-11-12     

前沿欄目·第季第4篇(總第214篇);

本文刊載于《互聯網金融法律評論》(第十三輯,法律出版社),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和期刊所有。

作者:沈劉靜,上海師范大學學生

           位甜甜,上海師范大學學生

編輯:許瓊尤,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聲  明

本文刊載于《互聯網金融法律評論》第十三輯

為網絡發布便宜刪去原文注釋




目  錄


一、“互聯網金融+公益”

(一)“螞蟻森林”——“互聯網金融+公益”新模式

(二)“螞蟻森林”具體運行方式

(三)“螞蟻森林”成果

二、“互聯網金融+公益”屬性分析

(一)商事法律行為——“收取綠色能量”

(二)捐贈法律行為——“捐出一棵樹”

(三)商事行為與公益行為結合

三、“互聯網金融+公益”的優勢分析

(一)捐贈型公益模式

(二)非捐贈型公益模式——“聯網金融+公益”優勢

四、“互聯網金融+公益”相關法律規制

(一)界定合同性質

(二)明確監管事項

(三)劃分利益歸屬

五、結論


依托“互聯網+公益”的思維,綠色金融助力實體經濟的實踐正在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了新的公益發展模式——“互聯網金融+公益”。螞蟻金服對旗下支付寶平臺的4.5億用戶全面上線個人碳賬戶“螞蟻森林”,其在全球碳市場有著獨一無二的實踐意義,被稱為是綠色金融探索的標桿。互聯網金融與公益相結合從虛擬網絡推行到現實生活中面臨著缺乏相關針對性法律制度加以規范的挑戰,直面這一現實問題,并從現行法律規范體系中尋找解決措施,方能保障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并真正發揮其對于公益事業和經濟發展雙重作用。


一、 “互聯網金融+公益”

(一)“螞蟻森林”——“互聯網金融+公益”新模式

“螞蟻森林”是中國民間發起的一次自下而上的綠色金融的嘗試,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碳賬戶平臺。在生態環保領域,它以獨特的互聯網方式,使虛擬互動和真實行為發生連接與轉換。


其實早在2004年,國家環保總局就牽頭推動“綠色GDP”項目,嘗試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項目于2005年進行試點,經過三年研究最終擱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中央指導政策(即綠色GDP的核算方式)受到地方政府的阻力,從而影響政策目標達成的效率。實際上,當時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綠色GDP”項目試點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如今,互聯網產業高速發展,有著相對開放的市場環境,且組織低成本、低門檻和很強的規模效應,相較于傳統商業模式,其信息化程度更高,使得個人投資者參與投資活動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也為公益事業及“綠色GDP”理念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徑。


簡單地說,“互聯網金融+公益”指的是網民們通過使用互聯網金融產品,參與到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公益活動中,進行公益善款資源整合的方式,其門檻更低、資源整合的方式更加便捷,激發了民間公益活動的發展,使得公益資源整合的效果更加突出。2016年7月,聯合國內知名公益機構“免費午餐基金”推出了專門的公益金融產品——隨手記,為貧困山區學齡兒童提供營養午餐。隨手記通過開放理財市場作為公益募捐入口,用戶購買公益理財產品且投資成功后,隨手記即出資以用戶的名義進行捐贈,捐贈金額為用戶購買公益金融理財產品收益部分的1%年化收益。2016年8月27日,螞蟻金服宣布,為其旗下支付寶平臺中的4.5億實名用戶,推出“碳賬戶”(一款應用于個人碳交易市場管理的產品)——螞蟻森林。用戶步行替代開車、在線繳納水電煤、網絡購票等行為節省的碳排放量,被計算為虛擬的“綠色能量”,用來在手機里養大一棵棵虛擬樹。虛擬樹長成后,螞蟻金服和公益合作伙伴就會在地球上種下一棵真樹,或者保護相應面積的保護地。因此,“互聯網金融+公益”運作機制可以歸納如下:

(二)“螞蟻森林”具體運行方式

“螞蟻森林”項目模式是將“種樹”分為線上和線下兩個部分:(一)線上部分由用戶完成,用戶通過每天走路、騎共享單車、線下支付、網購火車票、使用電子發票等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可以在第二天產生相應的“綠色能量”(計算方式是由北京環交所、大自然保護協會等提供的碳減排、碳匯量科學算法),在收取完自己低碳行為所產生的能量之后,還可以收取他人產生的能量,類似于多年前騰訊公司推出的線上小游戲“QQ農場偷菜”。當用戶積攢到17.9kg能量(一顆梭梭樹一生平均能夠吸收的二氧化碳)后,就能在我國環境問題嚴重的荒漠地區“種”下一棵樹,如阿拉善、庫布其、甘肅武威等地。(二)線下部分是由不同的公益組織來具體實施,用戶在線上“種”下一棵樹后,由螞蟻金服將支付寶用戶碳賬戶里的綠色能量轉化為具有實用價值的資金注入基金會,如中國綠化基金會、阿拉善SEE基金會、億利公益金會,而后基金會和螞蟻金服共同與當地政府部門進行對接,在線下尋找合適的民營企業進行投資。這些捐助費用主要包括樹苗采購、工人工資、后期維護、樹苗補種等,由民營企業具體實施種植計劃與技術指導,從而在荒漠地區為線上用戶真正地種下一棵樹,并為這棵樹苗進行編號,用戶可以從支付寶客戶端直接看到線下種樹的航拍視頻和衛星圖像。

(螞蟻森林運行簡圖)

(三)“螞蟻森林”成果

在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第13次締約方大會上,螞蟻森林宣布未來將在資金、技術和資源方面進行持續投入,包括不低于2億元資金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荒漠化防治工作,以真金白銀打造青山綠水。因此,“螞蟻森林”成功入圍行動者聯盟2017公益盛典“年度公益創意”。


據螞蟻金服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8月底,螞蟻森林激發了世界3%的人口參與進“種樹”事業,用戶超過2.3億,累計減排122萬噸,累計種植真樹1025萬棵。科技力量的參與,開掘了個體的行動力,讓公益效果實現爆發式增長,也讓參與公益的人,有了更直觀的獲得感。目前這些樹遍及內蒙古阿拉善、鄂爾多斯、甘肅武威等地區,主要用來防止風沙和水土流失,種植面積超過了16萬畝,其中包括925萬顆梭梭樹,100萬顆沙柳。


當地的人們更是切切實實感受到了變化,沙塵暴在減少,降水量在增多,絕跡多年的野生動植物重新回歸,為當地居民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最近兩年,庫不其的沙塵天氣減少了95%,降雨量增長了6倍,這里的沙漠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二、“互聯網金融+公益”屬性分析


以“螞蟻森林”與“隨手記”為基本運行模式的“互聯網金融+公益”在現實運行中,很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的行為。首先,金融產品所有人與用戶(金融產品使用人)之間是一種商事法律行為;其次,金融產品所有人與公益組織之間是一種捐贈合同法律行為。下面以“螞蟻森林”為例進行分析:

(一)商事法律行為——“收取綠色能量”

螞蟻金服在推出“碳賬戶”理念時,是將用戶的特定行為(低碳行為)作為其向基金會捐贈的“虛擬資金”,用戶不必投入自己金錢,而僅需綠色消費、綠色行動即能參與到公益事業中,使用戶對其產生信賴,因此而受到廣大支付寶用戶的追捧。有學者研究表明陌生人的信任度是唯一顯著影響公益平臺訪問量的因素。但是,回顧“螞蟻森林綠色能量”產生的途徑(步行、地鐵出行、在線繳納水電煤氣費、網上繳交通罰單、網絡掛號、網絡購票等),我們會發現,除了步行和地鐵出行,其余途徑均需通過支付寶平臺支付,才能取得“綠色能量”。這就說明了,“螞蟻森林”看似是一種“免費”公益,支付寶平臺在其中只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但是,在實質上,用戶如果想要獲取更多“綠色能量”以達到規定的捐贈數額,必須更多使用支付寶平臺進行線上線下支付,且據螞蟻金服官方表示,希望把支付寶“碳賬戶”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低碳生活衡量、交易、共享平臺,等未來條件成熟,可以實現碳資產買賣、投資。如此看來,現階段“碳賬戶”的理念只是未來碳資產的雛形及初步發展的產物。誠然,螞蟻金服推出“螞蟻森林”金融產品的最初目的是讓人們重視環境,提倡低碳生活,實現其公益目的,但從長遠發展來看,螞蟻金服通過“螞蟻森林”公益也能夠提高用戶使用頻次、吸引更多用戶,獲得更高關注度,從而獲得良好社會評價,為今后“碳資產”能夠實現買賣、投資奠定一定的基礎。從這一意義上說,“螞蟻森林”收集用戶“綠色能量”的過程實質上有一定的商業性。


第一,商事行為是商主體所為的行為。“螞蟻森林”是由螞蟻金服推出,故在螞蟻金服與支付寶用戶的關系中,螞蟻金服更多的還是商主體的屬性。


第二,商事行為是營利性行為。“螞蟻森林”最初的提出目的雖然是鼓勵人們保護環境,低碳生活,但是一方面,“螞蟻森林”雖是以公益為目的開展捐贈活動,其設計“螞蟻森林”產品的手段上,又帶有一定的盈利性,即用戶的活躍度及關注度在潛在意義上便是一種無形的利益;另一方面,“螞蟻森林”相關聯的生活號中開設有“withant旗艦店”售賣“螞蟻森林”周邊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一種營利性行為。


第三,商事行為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行為。在實踐中,若按照行為主體推定行為是否具有營利性,那么“螞蟻森林”的運行通常推定為具有營利性;若根據其行為的客觀目的和商事習慣等來確定,“螞蟻森林”的運行在客觀上有促進支付寶平臺的適用頻率,提高其商業價值的間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推動螞蟻金服金融產品發展的一項措施,故其也能夠被推定為具有盈利目的。


綜上可以認定,螞蟻金服通過“螞蟻森林”回收用戶“綠色能量”的行為帶有一定的商業性,其與支付寶用戶之間也是一種商事法律關系。

(二)捐贈法律行為——“捐出一棵樹”

盡管“螞蟻森林”是螞蟻金服與公益組織合作的產物,但是雙方的法律權利與義務也是十分明確的,螞蟻金服以其自己的名義用其獲得來自于用戶的“碳資產”(即虛擬財產),為公益機構提供其種樹所需要的資金,由公益機構履行規劃與執行的義務。因此,螞蟻金服向公益組織捐的行為實質上是螞蟻金服的公益捐贈法律行為,帶有很強的公益性。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的出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公益捐贈行為,但是并沒有規定什么是公益捐贈行為。關于公益捐贈的法律含義,德國《稅務法典》規定,在物質、精神或道德領域無私地資助公共事業,這里所指的對公共事業的資助必須是普遍性的,即不能將資助局限于封閉的、有限的人群。在美國,公益事業捐贈的受贈主體是公益事業團體。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有關條款規定,公益事業團體是以推進宗教、慈善、科學文化、公共安全測試、教育事業的發展,保護兒童、動物不受虐待,資助國際、國內業余體育競賽為宗旨,成立的非盈利公司、共同基金會、特別基金會財團基金會等。故國內有人這樣定義:公益捐贈行為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為發展社會公益事業或資助不特定的社會成員而做出無償地向公益性社團法人、事業法人或代表資助不特定人利益臨時機構捐贈財產、權利的意思表示,經受贈主體作出接受捐贈的意思表示,而成立并履行的合同行為。據此定義,螞蟻金服以其法人名義,為環境公益的發展向公益組織做出單方捐贈行為的意思表示,并經其同意后成立的合同行為,在法律意義上即屬于公益捐贈法律行為。

(三)商事行為與公益行為結合

“螞蟻森林”所體現的公益模式,是對傳統公益模式的又一創新,從此項金融產品的發展來看,其將商業行為與公益行為相結合,利用互聯網思維,將用戶納入到公益活動中,為個人見證自己的公益成就提供了可能,但是用戶需要借助支付寶平臺及其他金融產品(如生活繳費、ETC繳費等),實質也在從事一種商事行為;從螞蟻金服方面來說,用戶使用“螞蟻森林”產品并不需要任何資金交易與成本,其設計只是為了將用戶納入公益活動的范疇,但實際上,除了上述能夠體現其商業性的特征外,“螞蟻森林”推出也能為螞蟻金服帶來一定的商業價值。


由此可見,“螞蟻森林”公益模式中的商事行為與公益行為是不可分割的,一旦離開商業行為,那么螞蟻金服僅成為連接支付寶用戶與公益組織的中介,而不能體現其作用;離開公益行為,“螞蟻森林”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公益行為與互聯網金融行為相結合,借助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公眾個人更加充分參與到具有公益性質的相關金融業務中,為公益事業發展引入了大量的社會公眾資本,此種新的公益模式在互聯網環境下也將互聯網金融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互聯網金融+公益”新模式的創新性在法律上也體現為其在運行過程中的商事行為與公益行為需要分別加以界定以及如何適用相關法律規范。

三、“互聯網金融+公益”的優勢分析

“公益”一詞的歷史由來已久,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含義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我國學者先后對“公益”的概念進行理解。有人從倫理學的角度進行理解,認為公益是公益救助的簡稱,主要指以非政府或民間的形式對社會弱勢群體實施人道救助的社會活動。有人從法學的角度,認為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簡稱,是針對某一共同體內的少數人而言的,客體對該共同體內的大多數人所存在的意義。有人從哲學的角度,認為公益是一定的社會群體存在和發展所必須得并能為他們中不確定多數人所認可和享有的內容廣泛的價值體。本文所討論的“公益”是作形容詞使用,即具有民間性的、自愿性的、非營利性、社會價值等特征兼具的社會活動或行為。










傳統公益模式

“互聯網+公益”模式

“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

性質

捐贈型公益

捐贈型公益

非捐贈型公益

捐贈者捐贈模式

現場募捐實物

網絡募捐

募捐“虛擬財產”

實際捐贈形式

實物→資金

實物→資金

“虛擬財產”→資金

(各公益模式對比分析簡圖)

(一)捐贈型公益模式

在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公益是針對“不幸者”的救助,故其實施公益的手段較為傳統和單一,只針對特定區域,使用現場捐贈的方式籌集“善款或實物”捐贈給困難地區的群眾。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公益”概念逐漸興起,即“社會化媒體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關鍵是鏈接、參與和改變”,它推動了人人公益時代的到來,用戶不再被動地接受信息,更多的是作為信息的傳播者。而在早期的“互聯網+公益”階段,互聯網還只是一個媒介平臺,將捐贈者與被捐贈者相連接,其模式可分為“自主模式”和“第三方模式”。


1. 自主模式


最早被視為現代意義上的眾籌就是采用這種模式,采取該模式的如美國的Watsi。Watsi通過自己創設的網絡眾籌平臺,為通過其審核的有醫療需求的病人籌集資金,資助者可從該網站上瀏覽相關病人的情況并提供一對一的資助,Watsi通過籌集這些資金為相關病人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的服務。


此種模式最大的優勢在于能使公益更具專業化、針對性,且自主性強,不受第三方約束,但是該模式的弱點也顯而易見,主要是項目發起人無力承擔大量的運營費用;項目發起人與籌集善款平臺角色混同,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管;此種眾籌平臺影響范圍較小。2016年3月16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禁止了個人開展公開募捐,意味著在我國,個人不能通過網絡平臺開展募捐活動。


2. 第三方模式


在此種模式下,公益項目發起人(公益組織)完全借力第三方平臺(如新公益、騰訊公益等)合作,項目的發布、資金的籌集和劃撥均需通過第三方平臺。此種模式最大的優點在于項目發起人可以選擇一些有影響力的平臺發布和籌集資金,而且在選擇時會對對方身份加以審核,并在項目進行時和完成后,就項目的完成和資金的使用情況接受該平臺一定程度的監督。美國的Giving Tuesday(星期二回饋日)在每年感恩節之后的第一個星期二舉行,旨在鼓舞大眾、慈善機構、企業通過網絡社交平臺捐獻出自己的時間、金錢或者獻出他們的聲音等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幫助任何需要幫助的人。該種模式雖然與自助模式相比更加節省平臺籌建成本、推廣成本和信息偏差帶來的成本等,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點,主要體現為發起人的發起的項目不一定能夠通過第三方平臺的審核。而且目前許多第三方平臺在發布公益項目時會收取額外的推廣費用,否則便不會被重點推薦,即有可能會喪失潛在的資助者。在項目完成后,第三方平臺均會要求從籌集的資金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平臺提供服務的費用。

(二)非捐贈型公益模式——“互聯網金融+公益”優勢

“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即屬于非捐贈型公益。從金融產品使用人角度來看,其雖與金融產品發起人的關系實質為一種商事法律關系,但其與公益組織的關系也屬捐贈法律關系,只是在此種模式下,用戶并不是實際捐贈實物或金錢,而捐贈其特定的行為(如“螞蟻森林”模式中用戶的低碳行為)。因此在“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下,用戶與公益組織之間形成了一種“非捐贈型”公益關系。從2016年的“隨手記”金融產品的推出到2017年“螞蟻森林”的成功實踐,都能體現此種模式的特點。


“互聯網金融+公益”與傳統的公益運行方式相比,有著顯著的優勢,主要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互聯網金融+公益”有助于提高公眾對公益事業的參與度。有別于傳統公益的籌集資金方式,“互聯網金融+公益”免于收取公眾的現實物資,形成了一種“非捐贈型公益”,且打破了界域和成本限制,公眾通過自己的日常行為參與到公益事業中,全程深入了解、見證自己的公益成果,并且還可在現實生活中真真切切看到自己的參與給社會公益帶來的變化,此種“用戶體驗”模式提高了公眾的參與性,增強了普通大眾的參與感和公益體驗感,另外,公眾也不用與公益組織進行資金往來,使其更有意愿參與到互聯網金融發起的公益活動中,這些都有助于挖掘、釋放和提高整個公益行業的活力。


二是“互聯網金融+公益”有助于推動傳統公益事業的創新。有研究表明,創新對于公益活動非常關鍵,而且對人群驅動項目中參與者的影響很大。以“螞蟻森林”項目為例,其將傳統老套的種樹行為嫁接于支付寶平臺,打造了激活全民低碳行動的創新模式。


三是“互聯網金融+公益”有助于增強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公眾對公益事業的信任度。與“捐贈型公益”中的第三方模式不同,“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中的互聯網金融企業不僅是與公益組織合作發布項目及籌集資金的第三方平臺,同時也是實行公益捐贈行為的當事人,避免了第三方模式中第三方平臺對公益項目的審核過嚴及索取服務費的現象,也能使互聯網金融企業響應全民公益的號召,增強其社會責任感;同時,由于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互聯網金融企業在推出金融公益產品時,向用戶披露其項目意義、項目進展、完成情況、執行情況,在各個階段進一步讓公眾介入項目中來,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公眾為公益事業的發展提供建議與意見,且采用激勵及現實參觀體驗的方式,使公眾與持續保持參與感,有助于提高公眾對公益事業的信任度。正如Sang-Heui Lee等所稱,Web2.0的開放性(Openness)、合作性(Collaboration)和參與性(Participation)三大屬性提高了創新的能力。


四是“互聯網金融+公益”有利于提高公益事業的透明度。對于公益活動的監督,主要采取了公眾監督、政府監管、捐贈人監督三種途徑,主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進行調整與監管,在信息披露、溝通與反饋、互動與反饋方面均有比較完善規定。在比較法上,美國并沒有一部專門獨立的《慈善法》,聯邦層級規范的慈善活動只有《稅法》,各州自行制定規范慈善組織的州法。由此可見,美國對慈善公益的管理與監督主要依靠政府執行《稅法》,也就是政府監督,同時,其引入了“第三方機構的監督”。例如,由在慈善組織監督領域地位最重要、組織網絡最發達、信息發布最權威的美國全國慈善信息局(National Charity Informatio Bureau,NCIB)制定慈善組織行為標準(Standards of conduct charity),針對慈善組織的董事會管理、組織目標、組織活動、信息、財政資助、資金使用情況、年度報告等九方面共29項指標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并每季度都公布對全國數百家慈善機構的測評結果,宣布“完全符合規范”和“未完全符合規范”的組織名單,以引導社會及個人慈善捐贈、規范慈善組織行為、保證慈善組織的公信力。

四、“互聯網金融+公益”相關法律規制

基于對“螞蟻森林”公益項目的性質界定、公益活動具體實施狀況,“互聯網金融+公益”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從互聯網空間走向現實世界如何適應現行相關法律制度成為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在現有的法律制度體系下,尚未有針對性、特定性的專門法律來規范此類公益模式,而又需要解決其法律調整缺失問題,就必須解釋適用現行相關法律制度加以規范。


在實地調查后,本文將對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的“螞蟻森林”公益模式進行具體剖析,并根據現行法律解釋適用,以達到將其納入已有規范體系并對規范調整缺失部分進行完善的目的。

(一)界定合同性質

1. 螞蟻金服與基金會——捐贈合同


螞蟻森林與基金會之間所成立的是公益捐贈法律關系,其簽訂的協議應是捐贈協議。公益捐贈既不是單方行為,也不是贈與,公益捐贈就是公益捐贈,是一類獨立的法律關系。如果通過紅十字會、慈善機構、基金會、學校、醫院等社會公益中間機構來捐獻,那就是公益捐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的調整。螞蟻金服通過中國綠化基金會實施了捐贈行為。慈善組織接受捐贈,捐贈人要求簽訂書面捐贈協議的,慈善組織應當與捐贈人簽訂書面捐贈協議。


從法律關系的主體角度來看。公益捐贈的主體一般有三方,包括捐贈方、受贈方和受益方。也就是說受贈方與受益方不是同一個主體,是一個由三方主體形成的法律關系。結合“螞蟻森林”公益模式,捐贈方為螞蟻金服,受贈方為中國綠化基金會,受益方為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


從法律關系的內容來看。在公益捐贈中,由于受贈方不是受益方,其接受財產的法律性質是受贈與方的委托替受益方接受,其對受贈財產的處分必須基于受益方的利益,在贈與方的意圖范圍內進行有限的支配,不享有獨立、充分的處分權。我國相關法律明文規定,捐贈方可與受贈方就捐贈的具體內容在協議中進行約定,這不但體現了意思自治,還充分保障了捐贈方的意愿。如:書面捐贈協議包括捐贈人和慈善組織名稱,捐贈財產的種類、數量、質量、用途、交付時間等內容。捐贈人可以與受贈人就捐贈財產的種類、質量、數量和用途等內容訂立捐贈協議。捐贈人有權決定捐贈的數量、用途和方式。


在實地考察中了解到,民勤縣林業局是從2017年開始接觸到“螞蟻森林”植樹造林項目,主要職能是作為螞蟻金服和中國綠色基金會與實施單位的中介。造林季節主要是3月份到4月份這兩個月,除非有特殊情況要求必須種植外,在秋天一般不會種。秋天種下的樹的成活率不是很高,大概只有40%~50%,這種情況下是需要在春天大量補種的。因為根據相關要求,植樹造林的樹木成活率一般要達到80%~90%,所以造林的季節性比較強。


“除非有特殊情況要求必須種植”,這個“特殊情況”值得思考。是因為線上種植的樹木過多,因而在開春來不及種完?還是因為要進行航拍、衛星拍照等留下圖像資料,從而上傳到“螞蟻森林”客戶端的需要?如果是前述兩種原因,是否能夠與內蒙古、新疆等地區的公益林相協調,將超出種植數量規劃的樹苗進行統一合理分配?既然秋季在民勤地區種樹的成活率很低,且大多需要在開春后進行補種,這是否是對資金的浪費?螞蟻森林和基金會可在聘請專家對這些問題進行評估后,在捐贈協議中對具體事項和內容進行約定,如何確保樹木種植的質與量,線下部分的實施方依何種標準確定等,以此更好地推進“螞蟻森林”公益目的的實現。


2. 基金會與實施單位——委托合同


受托方實施單位為委托方基金會辦理線下種植樹木的委托事務,委托方基金會支付約定報酬,這顯然成立了委托法律關系,基金會與實施單位之間簽訂的是樹木種植委托合同。


受托方處理事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和費用,而是以委托方的名義和費用進行的,委托合同的受托方處理受托事務的后果,直接歸委托方承受。經實地調查后證實,受托方實施單位是以中國綠化基金會的名義進行樹木種植,從“螞蟻森林”客戶端所授予用戶的證書中也能夠看到,“該樹木已被中國綠化基金會認領”。


3. 基金會、實施單位、政府——混合合同


中國綠化基金會與“螞蟻森林”第二批項目七家實施單位、當地林業管理監管單位簽訂了三方項目實施協議。此種合同并不屬于我國合同法中規定的十五種類型,但從其簽訂主體能夠推知該合同包含的內容是幾個有名合同內容的綜合的合同,如前述已經分析過的基金會與實施單位之間的委托關系等,故其為無名合同中的混合合同。


基于有政府作為主體參與,且公益種植樹木的行為涉及公共利益,在此將行政合同也納入討論范圍。在行政合同中,行政主體并非以民事法人的身份而是行政主體的身份與行政相對人訂立關于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以合同的方式來達到維護與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政府在此三方協議中作為監管方參與進來,其性質屬于以行政主體的身份與行政相對人基金會和實施單位訂立關于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


由于我國合同法沒有規定民事合同與行政合同不能形成于一個混合合同,因此,基金會、實施單位和政府之間簽訂的三方協議本文中將其定性為包含有委托合同、行政合同的無名合同中的混合合同。

(二)明確監管事項

1. 捐贈人監督


捐助人就是向捐助法人無償實施捐助行為的主體。《民法總則》賦予了捐助人以下三項對捐助法人(基金會)進行監督的權利:一是查詢捐助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二是提出意見和建議,以使捐助財產的使用更符合捐助人事先確定的目的。即使財產已經捐助,捐助人對財產的使用和管理有權提出意見和建議。三是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捐助法人的違法決定。但捐助人行使該項權利,必須符合一定條件。捐助人所實施的捐助行為是以設立捐助法人為目的;捐贈人是在捐助法人設立之后向其實施捐助行為。兩者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但可以依據現行法律解釋適用,與捐贈人最為相近的規范就是對捐助人所賦予的權利,故可以在特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42條規定“慈善組織違反捐贈協議約定的用途,濫用捐贈財產的,捐贈人有權要求其改正。”在沒有規定具體如何實施捐贈人權利方式的情況下,適用《民法總則》對捐助人的相關權利賦予的規范來調整捐助人的權利義務,給予捐贈人以捐助人相同的監督權利,相當于一個兜底性方式。


捐贈人捐贈財產興建公益事業工程項目,應當與受贈人訂立捐贈協議,對工程項目的資金、建設、管理和使用作出約定;捐贈的公益事業工程項目由受贈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項目審批手續,并組織施工或者由受贈人和捐贈人共同組織施工;工程質量應當符合國家質量標準;捐贈的公益事業工程項目竣工后,受贈單位應當將工程建設、建設資金的使用和工程質量驗收情況向捐贈人通報。


“螞蟻森林”是螞蟻金服基于植樹造林目的向中國綠化基金會捐贈特定款項后,由中國綠化基金會線下組織實施。該種方式不同于以前公益捐贈目的,其具有長期性、穩定性和發展性等特點。螞蟻金服不僅僅是捐贈一兩筆款項,而是為了實現“螞蟻森林”的種植目的長期進行捐贈,這種捐贈行為在一定意義上與公益事業工程具有相同的性質,即為了公益目的由捐贈人向受贈人捐助財產,由受贈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項目審批手續,并組織施工。因此,本文將“螞蟻森林”界定為一種公益事業工程,那么螞蟻金服作為捐贈人,其完全可以行使公益事業工程項目捐贈人相同監督權利的內容。


綜上所述,螞蟻金服與基金會在捐贈協議中約定相關事項后,其還可以在基金會對該筆款項的實行過程中進行監督,以確保實現捐贈人的捐贈目的,防止專款濫用。受贈人與捐贈人訂立了捐贈協議的,應當按照協議約定的用途使用捐贈財產,不得擅自改變捐贈財產的用途,如果確需改變用途的,應當征得捐贈人的同意。


2. 政府部門監管


我國《民法總則》第九十四條規定:“捐助法人的決策機構、執行機構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決定的程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法人章程,或者決定內容違反法人章程的,捐助人等利害關系人或者主管機關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該決定,但是捐助法人依據該決定與善意相對人形成的民事法律關系不受影響。”由此可知,主管機關可以作為監管單位對捐助法人(基金會)的決定進行監督。受贈人每年度應當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受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接受監督;必要時,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對其財務進行審計。前述已論證過將“螞蟻森林”公益項目看作公益事業工程項目,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相關規范調整,此處不再贅述。基金會、實施單位和政府簽訂的三方協議中,應當對政府如何進行監管作出了有關約定,即使沒有相關約定,此項法律規范也屬于強行性規范,可以直接援用。


3. 社會公眾監督


“螞蟻森林”項目將互聯網金融與環境公益相結合,推動了綠色金融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雖然互聯網“線上種樹”已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但是在實施過程中是否像螞蟻金服官方宣傳的那樣仍有待考證,以及相關制度的配套措施是否完善也還未披露。現階段相關的公示措施主要是在“螞蟻森林”客戶端查看線下種植區的航拍視頻和衛星地圖;組織部分用戶實地進行考察;通過微博平臺對種植中遇到的難題等相關情況公布。


對于螞蟻金服來說,“螞蟻森林”可能只是其企業推廣的一部分,但是對廣大的西北部沙漠地區來說,這個項目意義重大。筆者在對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實地調查過程中了解到,螞蟻森林作為一個新興項目,不管是武威市政府林業局還是當地民營企業還處于探索階段,對項目相關的制度和配套措施還不甚完善。


受贈人應當公開接受捐贈的情況和受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接受社會監督。我國現行法律雖然明確了基金會應當接受社會監督,但卻沒有規定公眾如何去進行監督,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是完善社會公示制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各級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應當依法公開環境信息、完善公眾參與程序,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提供便利。”將對實施單位參與公開招標的相關材料予以公開(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的部分),如植樹造林計劃、每一階段的實施情況、參與種植的民營企業名單、項目合同內容、資金利用情況等,不僅體現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原則,更要發揮公眾監督的作用,使項目更具有規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時,提升公眾對項目的信任度。


二是拓寬公眾反饋渠道。“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發現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行為的,有權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舉報。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發現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不依法履行職責的,有權向其上級機關或者監察機關舉報。”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對此項目全過程進行監督后,更重要的是打開數條反饋通道,讓老百姓的監督能夠發揮實際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

(三)劃分利益歸屬

筆者在實地調查中了解到,目前還沒有明確“螞蟻森林”種植樹木的權益歸屬。對此,現有三種主流意見:一是屬于螞蟻金服和線上用戶共同所有;二是屬于基金會所有;三是應當歸國家所有,即既然是在國家所有的土地上種植樹木,那么國有土地上的附著物當然歸國家所有。


1. 歸屬不同主體的利弊分析

所有權歸螞蟻金服

支持此種觀點的理由主要是考慮到樹木養護的資金來源問題。筆者在實地調查中了解到,樹木種植前期由實施單位負責養護,養護資金由螞蟻金服捐助給基金會,在樹木養護至兩年后,將其養護權轉交至政府部門(林業局)。如果樹木所有權歸螞蟻金服所有,那么后期的養護費用也將繼續由其支付。


但這種模式將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如果所有權歸螞蟻金服所有,那么是否為表面公益、實際謀取私利?利用公益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的同時,不但得到了極高的社會信譽,還有在國有土地上所種植樹木及其孳息的所有權。但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捐贈人與慈善組織約定捐贈財產的用途和受益人時,不得指定捐贈人的利害關系人作為受益人”。此條規定為法律強行性規范,有效避免了上述情況的出現,故此種觀點并無任何法律上的依據。

所有權歸基金會

提出此種觀點主要是基于貫徹公益性的考慮,便于對樹木及其孳息的有效循環利用,更好地實現公益目的。但是資金來源是很大的問題,除此之外,基金會是否有如此多數量的工作人員去進行實地管理,這些人員是否具有相關的專業性等諸多問題。

所有權歸國家

此為本文所持觀點。在樹木養護到第二年后,實施單位要將養護權轉交給政府,樹木種植的土地為原本規劃為林場的土地和國有未利用地,且由前述螞蟻金服與基金會訂立的分批種植協議,可得推知螞蟻金服所捐助的資金并不包括后期的養護費用。


如果所有權歸屬于國家,那么在養護資金來源、管理養護人員的專業性、樹木及其孳息的循環利用等方面得到了保障。由國有林場進行樹木后期的養護管理工作,國家財政撥款,聘請專家對樹木的循環利用情況評估等,但我國現行法律沒有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2. 所有權歸屬國家的法律依據

解釋適用占有的權利推定

占有的權利推定指占有人主張其對占有的動產享有某種以占有為內容的物權的,推定占有人享有該物權。系一種證明規則,旨在通過減輕動產占有人的證明責任,來保護動產占有人,推定自主占有人隨著占有的取得而取得所占有之動產的所有權。

此處引用該法律規范旨在為樹木與土地分離成為動產后的所有權歸屬提供法律依據,但其局限之處在于不能類推適用于樹木作為不動產時的權利歸屬。

解釋適用從物隨主物歸屬

所謂主物是指能夠獨立發揮效用的物,也就是說主物要發揮自己的效用,不需要借助于從物,只需要依靠自己就足以發揮效用。


所謂從物是指非主物的組成部分而附著于主物,并且對主物發揮輔助效用的物。

在我國,不動產亦可為從物,如(作為偏房的)廚房、(房屋之外獨立的)廁所、豬圈、(無獨立產權證的)車庫、(無獨立產權證的)地下室、(無獨立產權證的)閣樓屬于房屋的從物。


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典第68條第一款規定:“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于一人者,為從物。”由此可知,從物的要件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從物非主物之成分。因為從物如果是主物的成分的話,則不論它是物的重要成分還是非重要成分,均被包含于主物而成為一個物,則不可能有主物和從物這兩個獨立的物存在。樹木并非土地之成分,兩者為兩個獨立的物。


二是常助主物之效用。所謂常助主物的效用,就是說非臨時性的補助主物之經濟目的而言。故從物與主物長久地具有功能性的關聯,從而才居于從屬關系。樹木長期生長在土地上,并且有助于土地發揮其經濟價值。


三是從物與主物同屬于一個人。也有學者將此項要件成為主觀的關系。日本的民法、韓國的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均承認此項要件,而德國民法、法國民法和瑞士民法均不以從物與主物同屬于一個所有人為要件。我國大陸地區不承認此構成要件,故在此不作分析。


四是須交易上沒有特別習慣。如手機與手機殼,鑰匙與鑰匙鏈,眼鏡和眼鏡盒均具有主物與從物的關系。而汽車的發動機,房屋的門窗則均不認為其為從物。

處于生長階段的樹木屬于不動產,且依附于土地(主物),對土地發揮輔助效用,其固然也可以適用我國《物權法》關于主物和從物的相關規范。主物轉讓的,從物隨主物轉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也就是說,主物與從物在對外關系上是一體的。在此處也可以類推適用內蒙古地區的“螞蟻森林”項目樹木的所有權歸屬,“樹木種在牧民的土地,所有權當然也歸屬牧民”,那么樹木種在國有土地上,所有權也歸屬國家,這也是適用主物和從物相關規范的體現。

五、結語

本文立足于當下新興金融產品支付寶中“螞蟻森林”公益項目,結合實踐,總結出“螞蟻森林”公益模式的運行方式,創新性地定義出一種新型公益模式——“非捐贈型公益”。通過對傳統公益、“互聯網+公益”和“互聯網金融+公益”三者在性質,資金籌集方式及具體實施方面的比較分析,突出了“互聯網金融+公益”模式的創新性及優勢。


基于“螞蟻森林”模式在不同地區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具有地域性特征,故本文只針對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的具體情況來進行相關法律思考分析,從現行法律解釋適用,分別從界定合同性質、明確監管事項、劃分利益歸屬三大方面進行細致剖析,以達到將其納入已有規范體系并對規范調整缺失部分進行規制目的。


社會發展必然快于法律規范,在運用現行法律解釋適用對“螞蟻森林”公益模式進行調整之后,相信“互聯網金融+公益”的發展必然會愈加繁榮。

 

(本文刊載于《互聯網金融法律評論》(第十三輯,法律出版社)實體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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